摘 要：本文在总结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不同模式及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仍面临着研发投入较低、企业创新动能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协作泛化、同质化,企业自身吸收能力不足、成果产出和转化效率有待提高等发展瓶颈,分析了瓶颈的成因,并从政府的外部保障、协同创新载体的组织保证及出版企业的自我完善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协同创新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彼得·葛洛最早给出定义:“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根据这一定义,结合我国出版业实际,可以将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界定为“出版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其他企业(数字出版技术商、相关行业企业)等利益主体在资源共享基础上,以互惠互利为目的形成的科研集群合作”。它以出版科学发现为源头,以出版科研成果产业化为终点,是一个需要各利益主体协同配合以取得最大创新绩效的过程。
在媒介融合日益深化、市场竞争环境发生根本变革的背景下,创新研发作为维持企业长远发展、实现行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手段,已经受到出版企业的广泛认可,出版科研领域中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已基本成型。但如何强化出版企业在科研协同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强大势能,仍是需要出版业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模式及特点
当前,许多出版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科研协同创新。从出版企业参与科研协同创新的不同阶段及其与利益主体合作的密切程度出发,可以把协同创新模式总结为如下几类。
(一)委托研究
委托研究是最简单、最常见的模式,也是出版企业参与科研协同创新的起点。委托研究的内容包括且不限于战略咨询、管理规划、数字出版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等。在这种模式中,出版企业是知识/技术需求方,仅提供资金和必要的支持条件,科研机构、高校、技术企业等是知识/技术供给方,进行研究并提供科研成果,通过双方协同完成科研项目、实现成果在出版企业中的应用,达到提高出版企业知识/技术储备和经济效益的目的。这种模式基于出版企业的市场自发行为,注重短期利益和效果,通过一次性交易实现一次性收益,其最大优点是适合几乎所有类型、规模的出版企业,且受边界条件的约束相对较小。有些科研项目尽管起点低,但契合出版企业需求,实施起来方便快捷,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二)联合攻关
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以科研项目为依托,组成联合研究团队,统一协调、分工合作完成项目的研究和开发。与委托研究模式建立在需求和供给的双边关系上不同,联合攻关模式中,出版企业与各方之间达成合作关系,企业既是知识/技术的需求方,也是供给方。科研项目难度越大、需要投入的资源越多,参与的利益主体也会越多,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也随之从双边向多边延伸。这一模式中,协同机制的核心是彼此需要、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实践中,联合攻关可以是出版企业的市场自发行为,也可以是政府引导下的合作攻关行为。
这种模式在涉及出版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研发工程中具有明显优势。由于这类项目、工程的复杂度和创新程度较高,只有通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各方的联合研发,才能顺利完成并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是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与“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科技专项,工程共18个分包、26项课题,涵盖技术研究、系统开发、平台搭建、标准制定、总体集成、应用示范等多个方面。参与工程管理、研发和集成任务的单位达24家[1]。除工程总体组牵头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外,还包括3家科研机构、6所高校、6家出版单位和8家技术企业。经过24家单位2 000多名人员花费5年时间的协同攻关,工程才完成了预定任务。这是任何一家企业或研发机构不可能独立完成的。
联合攻关不仅能够实现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资源整合,达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往往惠及更大范围。但这种模式以科研项目的存在为基础,项目完成后协同创新即宣告结束,无法形成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的长期、深入科研协同,长期来看不利于企业知识资源的积累与沉淀。
(三)共建协同创新载体
这是当前大多数出版企业乐于采取的模式。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共建实验室、研发中心、产学研战略联盟等载体开展协同创新,及时解决出版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较早介入融合发展前沿研究。这种模式以载体内各利益主体的战略利益为导向,各方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合作研究并推广研究成果,将协同创新效益固化在创新载体之中。在这种模式中,出版企业往往不再满足于参与、协作,而是在科研协同创新中跃居主导地位。2012年,时代传媒作为发起单位,联合10余家业内外机构共同组建了“数字与新媒体出版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6年,由时代新媒体出版社牵头建设的“教育内容产品互联网传播与营销重点实验室”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批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目前,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时代出版在线”平台,已为联盟的50余家成员单位所深度应用,在联盟内实现了资源的有效聚合、共享与应用,完成了科研协同创新的完整周期。
共建创新载体模式中,载体内各利益主体通过战略协议等契约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理想状态下,各利益主体注重长远发展和规划,能够避免委托研究和联合攻关的短期行为弊端,为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资源流动和整合提供更优良条件。但在实践中,由于载体的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出版企业的收益情况依赖其对创新载体的把控能力、载体的具体目标和各利益主体的实际资源投入。
(四)以资本为纽带建立科研实体
出版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通过注入资本或以技术出资的形式组建科研实体,该实体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科研实体可以把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结合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各方都在科研实体中拥有权益,合作成功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如2016年9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地质出版社)所属中地数媒(北京)科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知识产权出版社全资企业北京中献电子技术开发中心、镇江睿泰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设立了融智库(北京中地睿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融智库科研业务涉及开展前沿性研究、主导标准研制等方面。成立以来先后承接了知识服务国家标准、AR出版物行业标准、人工智能与新闻出版发展研究等课题。融智库还面向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高校、科研机构、出版企业发布课题,公开招标。
以资本为纽带建立新型研发机构,要求出版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具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共同的合作目标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同时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因此采用这一模式的出版企业目前仍是少数。
二、出版科研协同创新面临的瓶颈分析
从对不同协同模式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不断深入,各利益主体协同的内容由单一的项目研发向共建各种创新组织转变,协同机制从传统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协作形式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出版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也逐渐凸显。但在实践中,受到诸多制约因素影响,无论是开展的广度还是发展的深度,出版科研协同创新均存在不足之处。
(一)投入阶段:研发投入较低,企业创新动能不足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研发投入总量与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企业层面看,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企业的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是反映企业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强度被认为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但出版企业的研发投入普遍较低。以在我国上市、资产总额超过100 亿元的出版公司为例,根据各公司2018年年报数据计算,其研发投入强度均远远低于所在省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投入过低,无法强有力地推动出版创新资源聚合,企业创新动能不足,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也就无法向更高水平发展。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在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中的投入不足,无法对企业研发投入形成显著带动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初期阶段,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政府扶持效应,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高,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当前我国还未设立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专项资金,对出版企业的创新扶持以文化产业专项、出版重大科技工程等项目形式呈现,资金来源有限,且以竞争性经费为主[2]。
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尚待完善。随着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迈向深化,出版科研也从以战略、规划、政策、管理等“软科学”研究为主转向“软硬兼施”。数字出版关键技术研发、数字化内容产品开发、数字化生产线与运营管理系统建设等已成为出版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学科交叉、设备昂贵复杂、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且投资强度大、所需时间长、研发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当缺乏相应的政策保障时,企业只能减少研发投入以降低成本风险和收益压力。
(二)桥连阶段: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协作泛化、同质化
绝大多数出版企业不具备完整的科研创新链,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来整合其他主体资源,弥补自身科研资源和能力的短板。迫切的创新需求催生行业中大量涌现联盟、基地、中心等协同载体,协同效应已经显现,但市场、技术、知识、资本等资源并未得到高效整合与利用。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以事业单位为主,出版企业也有国有、民营之分,体制断层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政策差异,导致各个利益主体之间难以建立紧密、互信且有约束力的协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协同载体的掌控力度明显不足,风险意识使出版企业很难将自身的优势资源投入载体中去,各利益主体间联而不合,竞争效应仍强于协同效应。加之规范协作各方行为的政策法规缺失,“共同投入、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目标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努力只能停留于一纸协议文书。另一方面,大量的协同载体定位模糊,业务泛化、同质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员培训、论坛举办、评奖评优,无所不包,且不同载体之间的成员单位多有交叉,造成协同的低水平重复。
(三)产出与转化阶段:企业自身吸收能力不足,成果产出和转化效率有待提高
科研协同创新以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通过科研成果在企业中应用、推广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为价值体现。企业吸收新知识(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对科研成果产出和转化效率有重要影响,较低的吸收能力会降低效率甚至抑制企业自身的发展。
决定出版企业吸收能力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现有的物质资源,包括生产资源和知识存量,这是企业开展科研协同创新、采用创新成果的基本条件。企业生产资源越丰沛,知识存量与新知识的相关度、广度、深度越大,吸收新知识(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就越强,科研成果产出和转化的效率就越高。二是管理水平。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过程的协调合作,其本质是一种重要的管理创新。尤其在融合发展环境下,传统出版企业必须在出版战略、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等层面对出版资源进行整合、重构、更新和再造,使之与新技术发展相适应。这些措施能否成功,与管理水平密切相关,管理水平高则科研效率高,成果产出和转化快。三是创新意识。企业的创新意识越强,对科研协同创新的认同感和投入力度越大,成果产出和转化的效率也会越高。
随着新闻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版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版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企业实力总体不足,管理水平、创新意识和人才队伍的专业知识水平与融合发展的要求尚有距离,造成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不足,成果产出和转化效率较低。
三、促进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破除发展瓶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扶持、不同创新主体间的相互配合和出版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出版科研协同创新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三个关键条件:政府的外部保障、协同创新载体的组织保证以及出版企业的自我完善。
(一)政府的外部保障
一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研协同创新方面的政策法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法规,但还缺乏明确规范科研协同创新,特别是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协作的门槛、产出分配、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应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同时注重提高出版产业政策法规与科技发展政策法规的契合度,为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有效开展打造一个法律定位清晰、政策扶持到位、监督管理严格、市场竞争平等的良好环境。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财政直接投入,设立出版科研协同创新专项扶持资金,完善财政经费支持的科研计划项目,以经费匹配为纽带,吸引出版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质量。
三是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改革。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明晰政企间的权责范围,破除不同性质主体在协同创新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引导科研创新要素向出版企业聚集,实现创新资源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间的无障碍流动。推动发展科技金融,创立出版科技创新基金,推动产业、科技与金融融合,为出版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
(二)协同创新载体的组织保证
以共建创新载体为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主要模式,是符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现阶段要求和产业结构特点的。当创新载体发展成熟时,再以资本为纽带建立科研实体,并向新型出版研发机构转型升级。当前,创新载体要在目标方向和内部协调管理上下功夫,提高资源整合效率,才能为出版科研协同创新提供组织和行动保证。
一是明确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目标方向,避免载体功能定位泛化。出版企业规模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应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和发展需求,组建(参与)科研协同创新载体,避免创新资源的重复配置。载体内各利益主体应通过一致的目标形成执行层面的协同,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将有限的出版资源和科研资源投向最有可能取得成功且收益最大的领域,避免业务泛化。
二是加强内部协调管理,促进形成持续稳定合作的责任机制、信用机制和利益机制。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载体内应进一步制定和实施详细的协同创新规章制度,如实施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科研合作计划,协调处理研发中的重大问题。各方须事先确认各自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也要拓宽视野、着眼长远,克服利益短视。要秉持各司其职、开放兼容的合作精神,建立充分的信息共享渠道,如建立协同创新数据库,实现出版科研信息、出版市场信息、企业生产信息的及时沟通与交流,使各个彼此独立又利益相关的主体真正整合为一个系统,获得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最根本目标在于通过科研成果产业化推动出版行业整体发展,因此应强化出版企业尤其是大型出版企业在协同载体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充分发挥其科研引导作用,使科研成果更贴近出版实践需要和出版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大型出版企业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管理水平和创新意识,能够提高科研产出和转化效率,并对实力较弱的中小出版社产生扩散和示范效应。
(三)出版企业的自我完善
强化出版企业的主体地位,促进出版科研协同创新,关键是要提高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出版企业只有真正建立起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尽快提升自身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承担出版科研协同创新的主体责任。
一是要加快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目前国有出版传媒企业的管理制度、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企业运营机制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诸如在融合出版发展这种事关企业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上,存在战略不明晰、执行不能善始善终、决策效率低等老问题[3]。要通过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体制与机制上适应融合发展的需要,使自身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利益主体、风险主体。
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出版科研协同创新放在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外用好政府调控的各项政策和其他创新资源,对内以数字出版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为支撑,以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为主要抓手,在内部管理、分配与激励、人才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具备条件的大型出版企业可成立独立的研发部门,全面负责公司科研的系统规划、实施和转化,通过建立有效的研发管理机制和团队运作模式,提高企业与各个协同创新主体之间、企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资源共享和科研创新质效。应建立基于分类评价的分配与激励机制,围绕出版科学研究、数字出版技术研发与应用等,科学合理设置评价指标,突出创新质量和贡献,营造鼓励科研、提倡创新的企业文化,激发员工科研积极性。主动推进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人才交流与互动。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的政策,但出版企业专家在高校、科研机构兼职多,科研人员在企业兼职少的情况还未改变,出版企业应积极吸纳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企业的骨干到企业任职,参与或主导研发,快速提高企业新知识储备和技术创新能力,也为企业科研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和资源。
出版科研协同创新是出版业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高创新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出版科研协同创新,在实现一般性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技术、知识、资本等资源的对接和紧密结合,提高企业应对技术发展与市场变化的能力,从而提高我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科研成果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注释
[1] 欣闻.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竣工.出版参考,2017(1).
[2] 肖洋,谢红焰.数字时代出版产学研协作模式中的共性问题与对策分析.出版科学,2012(3).
[3] 周百义.融合出版发展中国有出版传媒企业体制机制问题探析.中国编辑,2020(1).